当法国的碗成为“茶碗”——从科斯坦达的白釉碗看“见立”之趣

从事古美术这一行，最令人心动的，或许是揭开盒盖之前的那一刻。盒上留下的文字，是告诉我们盒中器物曾被如何看待、如何珍惜的第一条线索。

这只白碗的盒子，也只留下了一条线索。盒侧贴着一张小纸，竖写着「フランス」（法国）「茶盌」（茶碗）两个词。既没有作者的名字，也没有产地的名字。打开盒盖，里面是一只在赤褐色陶土上刷了白釉的碗。拿在手中翻过来，圈足内侧以草书刻着「a.K. / Vallauris」。这是陶艺家亚历山大·科斯坦达（Alexandre Kostanda，1921–2007）先生在法国南部陶艺之城瓦洛里斯（Vallauris）制作的碗。

作者恐怕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有人用这只碗点抹茶。一只很可能是为法国日常生活而制作的碗，漂洋过海，被日本的某个人看中，配上了木盒，并被称为“茶盌”。在茶道的世界里，这种器物角色的重生，自古被称为“见立”。

作为古美术商，也作为一个爱器之人，我们每次把这只碗拿在手中，都会思考同一个问题：那个人究竟在这只碗的哪里看到了茶碗的模样？本文以本店介绍的白釉碗（#555）为线索，依次探讨盒子、器形、款识、作者，以及“见立”的历史，试着寻找答案。

一张贴纸所诉说的

鉴赏古器时，我们古美术商首先看的是盒子。日本的陶艺作品常附有“共箱”，由作者在盒上写下作品名、署名并钤印；若是茶道具，则由茶人题写铭与由来的盒子，传达着器物的品格。盒子既是器物的身份证明，也是其来历的记录。

这只碗的盒子却两者皆非。它是后来为配合器物而订制的“合箱”（配盒），上面写着的只有贴纸上的两个词（“盌”是“碗”的异体字）。既没有作者的名字，也没有瓦洛里斯这个地名。写下这些字的人想留下的，大概只是这只碗来自法国，以及“这是一只茶盌”这一“见立”的宣言。订制盒子的，本就是想好好守护器物、把它传给下一位主人的人。即便是无名的配盒，也留存着某个人珍爱这件器物的心意。

这并不是名家茶人的题字，而是不知名者的寥寥数语。然而，这只异国的碗正因为这一张纸，才从餐桌上的器物，走进了茶道具的行列。它何时、由谁带到日本，又由谁收进盒中，都已无从知晓。留下来的，是某个人看到这只碗时判断“它可以成为茶盌”的确凿痕迹。

拿在手中细看——器形、陶土与釉

拜看茶碗时，人们先端详整体的器形，再看碗身的景致、碗心与口沿，最后把碗翻过来查看圈足。我们也按这个顺序来看这只碗。高约7.2厘米，口径约11.8厘米。从口沿到碗身几乎笔直地立起，在碗腰处明显收束，接上低矮的圈足。双手捧起，恰好收于掌中，圈足正好供手指搭放。这是抹茶碗常见的尺寸，如果再大上一圈，大概就会被看成钵了。

其次是陶土与釉。在颗粒明显的赤褐色陶土上，用刷子薄薄地施了白釉。顺着刷痕，白色时断时续，褐色的陶土从缝隙间透出。白与褐交叠的景致，既像流云掠过的天空，又像残雪未消的原野。

日本茶人自古喜爱像朝鲜半岛的“粉引”与“刷毛目”那样，在陶土本色之上叠以白色的器物。在流行鲜艳色彩的战后瓦洛里斯，据说科斯坦达先生终其一生偏爱接近陶土本色的沉稳色调。这种感觉在大海彼岸与日本的侘之美学产生共鸣，虽属偶然，却是令人赞叹的巧合。

慢慢转动茶碗，刷痕在每一面都呈现出不同的表情：有的面留下大片白色，有的面则褐色更胜。在茶道中，主人会把茶碗的“正面”朝向客人奉上，客人则会避开正面饮用。把哪一面定为这只碗的正面，同样取决于主人的“见立”。

再看内侧，白釉之下，拉坯痕描出同心圆，各处浮现着细小的铁斑。碗心中央，拉坯留下的漩涡小小地盘旋，在茶碗所谓“茶溜”（茶汤积聚处）一带形成景致。点上抹茶，绿与白相互映衬；饮毕之后，这个漩涡会随着茶的余痕重新显现。口沿处釉层变薄，透出褐色的陶土，使白碗的轮廓更显利落。

然后是圈足。在茶席上，饮毕拜看茶碗时会查看圈足。无釉的圈足直接呈现陶土的颗粒感，周围的釉色则泛着发黑的铁褐色。

圈足款识与作者

圈足内侧，是手刻的草书「a.K. / Vallauris」。在茶人习惯看到陶印或窑印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法国南部小城的名字一挥而就。拜看到最后才出现的这个小小惊喜，或许正是这只“法国茶盌”的妙趣所在。

不过，这个“a.K.”指的是谁，是我们作为古美术商必须慎重确认的一点。因为瓦洛里斯有两位首字母同为“A.K.”的陶艺家：父亲亚历山大·科斯坦达先生，与儿子亚历克西·科斯坦达（Alexis Kostanda，1953年生）先生。本店将父子二人的款识照片加以比较：以小钩起笔、向右拉出长横的“V”，向右倾斜的细长“ll”，草书的“K”，以及带点的开口“a”，都与父亲的款识一致，而在主要特征上与儿子的款识不符，据此判断为父亲亚历山大先生的作品。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判断依据的是照片与公开资料，并未附有鉴定书。

据传，科斯坦达先生于1921年在全家从俄国前往法国的途中生于波兰。一家人于1929年移居瓦洛里斯，母亲伊雷娜（Irène）女士自次年起在路易·吉罗（Louis Giraud）工房担任彩绘师。科斯坦达先生也于1936年至1938年在同一工房学习彩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马孔参加抵抗运动并负伤；战后在勃艮第的克吕尼开设工房。据说回到瓦洛里斯之后，科斯坦达先生仍持续从当地订购在那里结识的炻器陶土。在马孔与克吕尼，科斯坦达先生教导了日后创办阿科莱（Accolay）窑的年轻人；1949年，又为泰泽团体的修士、后来成为法国代表性炻器作家的丹尼尔·德·蒙莫兰（Daniel de Montmollin）先生启蒙拉坯。

1949年，科斯坦达先生回到瓦洛里斯，出任吉罗工房的工房长。瓦洛里斯自古以烧制锅具等厨房陶器而闻名；巴勃罗·毕加索先生于1947年在马杜拉（Madoura）工房开始制陶，并于1948年至1955年住在这座小城，战后这里因此聚集了众多艺术家。在本店查阅的资料中，尚未能确认科斯坦达先生与毕加索先生直接合作的记录。不过，科斯坦达先生于1953年独立开设自己的工房，1954年参与创立瓦洛里斯美术馆之友会（后来的陶工组合），并自1972年起担任会长，还参与创立了始于1968年的瓦洛里斯国际陶艺双年展。科斯坦达先生也是国际陶艺学会（AIC）的会员，塞夫尔现代陶艺收藏的目录中收录其作品2件。可以说，科斯坦达先生是从内部支撑起这座迎来毕加索先生的陶艺之城的人物之一。

科斯坦达先生的工房制作了范围广泛的生活器物，从素面的早餐器皿，到绘有花卉与人物的器物。没有装饰的小巧的本作，自然也应视为其中之一。至今也没有发现资料显示科斯坦达先生曾意识到日本茶道而制作器物。本文开头之所以写这只碗“很可能是为法国日常生活而制作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本作白釉上带有褐色与黑色斑点的釉色，接近科斯坦达先生担任吉罗工房工房长的1949年至1953年前后的作品。再结合款识中写有“Vallauris”（克吕尼时期的款识为“Cluny”），以及无装饰的素面器形，本店推定其制作时期为1949年至1950年代。

瓦洛里斯这个名字，与日本陶艺也并非毫无关联。本店介绍过的走泥社铃木治（1926–2001）先生作品（#271）的标题中，也可见「プラハ・ヴァロリス国際展金賞」（布拉格·瓦洛里斯国际展金奖）的字样。在战后的陶艺世界里，法国南部的小城与日本之间，早已连着一条细细的线。

“见立”的谱系——鱼篓、高丽茶碗与“阿兰陀”

“见立”，是把某物比拟为另一物来看待。在茶道中，指的是把原本为其他用途而制作的物品，拿来作为茶道具使用。从古美术商的眼光来看，“见立”的历史，也是一部在器物中发现新价值的眼光的历史。

广为人知的，是千利休与鱼篓的逸事。相传利休把桂川渔夫使用的鱼篓取来作为花入（花器），仿其形制的竹篮至今仍以“桂川笼”之名为人喜爱。有多少是史实，仍不出传说的范围；但把花插进装鱼的篓子这种发想的转换，深深打动了后人，这一点应是确定无疑的。

最能体现“见立”之力的，或许是高丽茶碗。桃山时代，随着侘茶的兴起，茶碗的主角从中国舶来的天目，逐渐转向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茶碗与日本国内烧制的“和物”。高丽茶碗在输入的初期，是把并非作为茶碗而制作的器物“见立”为茶碗。后来虽也出现了按日本订单制作的作品，但其出发点正是“见立”。

其中的代表井户茶碗，究竟原是当地的日常杂器、祭器，还是来自日本的订制品，至今众说纷纭。传于大德寺孤篷庵的国宝大井户茶碗“喜左卫门”，被视为日本茶碗的最高峰之一。一件出身未定的器物，因观看者的眼光而成为至高的茶碗。器物的价值，并不只存在于它被制作的目的之中。

把西方器物迎入茶道，其实也并非新鲜的尝试。江户时代初期，由荷兰船只带来的欧洲陶瓷被称为“阿兰陀”（荷兰），并加入了茶人们的道具组合。在文献记载中，织田有乐斋（1547–1622）所藏茶道具的目录《御数寄道具之帐》（封面题记为宽永15年，1638）中出现的「おらんだ花入」（阿兰陀花入）一词，被认为是最早的记载。凤林承章的日记《隔蓂记》庆安4年（1651）的记事中，记有赠送「ヲランダ焼」（阿兰陀烧）小德利的事。在欧洲用来盛放药品的“阿尔巴雷洛”（albarello）药罐，在日本也有被当作水指（盛水器）使用的例子。药罐变成水指——这也是一次精彩的“见立”。

有意思的是，被称为“阿兰陀”的器物，并不全是荷兰制造。尾张德川家传世的“阿兰陀烧”提梁水指，经研究被认定为德国制的盐釉炻器。对于来自遥远海外的器物，当时的人们大而化之地统称为“阿兰陀”。

本作盒子上「フランス茶盌」（法国茶碗）几个字，也与“阿兰陀”有着相同的韵味。既不知道瓦洛里斯这个城镇的名字，也不知道科斯坦达这位作家的名字，只是把它当作“法国的茶盌”来接受。若想到江户茶人投向异国陶罐的目光，跨越时代，也传到了订制这个盒子的人身上，这一张贴纸便更显意味深长。

盒盖内侧的“HOLLAND”朱印

这个盒子还留有另一个谜。盒盖内侧、两根横档之间，盖着一枚椭圆形朱印，可以读出“HOLLAND”的字样。其上方的数字被木纹晕开，难以辨认，本店读作“1949”。

法国碗的盒子上，却有荷兰的字样。这枚印章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清楚。它与盒子的木材或货物的处理有关，还是与旧藏者有关，甚至那些数字是否表示年份，都无法确定。若真是“1949”，恰与科斯坦达先生回到瓦洛里斯之年相重合，但也可能只是巧合。本店不以此印作为判定年代的依据，而是根据款识与釉色推定制作时期。

留有未解之谜，也是古器的乐趣之一。正如江户茶人把异国器物称为“阿兰陀”，这个盒子上也恰好盖着“HOLLAND”的字样，这样的巧合让人不禁莞尔。如果您掌握有关这枚印章的线索，敬请告知本店。

如今，如何享用这只碗

“见立”的妙处，在于它不会只发生一次。正如鱼篓成了花入、药罐成了水指，器物每逢时代或主人变换，便会被赋予新的角色。

首先，是作为茶碗。此碗品相非常好，无缺口、无裂纹。它是抹茶碗常见的尺寸，低矮的圈足在手中很稳。白色的碗心，会把点好的茶汤之绿衬托得十分美丽。

本店也把名匠所作的茶碗与酒杯，作为搭配大冰块品味古酒与威士忌的“和风威士忌古典杯”推荐给大家。本作口径宽阔，即使是大冰球也能从容放入。想象琥珀色的威士忌与冰块，在这只南法陶土上刷白的碗中如何相映。法国的碗在日本成了茶盌，如今又将以酒器的姿态再度登场——这同样是现代的“见立”。把酒器融入茶道道具组合的乐趣，可参阅「威士忌茶会之提议」；把水滴、茶盌、点心钵迎上酒席的“见立”，则在「见立之酒器 ― 让水滴、茶碗、点心钵再次成为“使用之器”」中有详细介绍。

使用之后，请充分晾干，不要让无釉的圈足残留水分，再收入配盒中。

结语

亚历山大·科斯坦达先生的白釉碗，诞生于法国南部的工房，漂洋过海，因一张贴纸而成为“法国茶盌”。作者想必不知道这件事，订制盒子的人，或许也不知道作者的名字。两位素不相识之人的工作，在一个盒子里相遇。

古美术商的工作，是确认器物的来历，把它传给下一位主人。然而对器物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在那之后被某个人发现、被使用。不只问“这是为了什么而做的”，也要问“它能成为什么”。这只碗告诉我们，“见立”正是一种让器物与人产生新相遇的眼光。

这只碗可在商品页面（#555）中查看。